院士谈学术不端乱象：问题在于重大案例调查不彻底、处理极轻

李真真走上讲台，一开始就讲起了去年4月21日发生的撤稿事件。“当天，施普林格出版集团宣布，因涉嫌同行评审造假，撤销《肿瘤生物学》发表的107篇肿瘤生物学领域论文。论文作者全部来自中国。”李真真说，这次撤稿创下了多项纪录：国外学术期刊单次撤稿量最多，单个期刊撤稿总量最多，中国学者遭集体撤稿总量最多，等等。

李真真是中科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的研究员，她是在11月8日中科院学部举行的科技伦理研讨会上做这番演讲的。

近一二十年，中国科技界在世界上曾创造出一些成果的全球第一、最快、水平最高等纪录。但撤稿创纪录则是许多人没有想到的。但李真真料到了。“在此次撤稿之前，据不完全统计，仅在2015到2016年间，包括英国现代生物出版集团、爱思维尔集团在内的几大国际出版集团，先后撤销了117篇由中国学者发表的论文。”李真真如是说。

从两年间的117篇撤稿，到一次107篇的撤稿，都不值得大惊小怪，因为中国的“学术不端长期存在”。对于107篇的撤稿，施普林格解释说，有“明确证据”表明这些在2012至2016年间发表的文章涉嫌同行评审造假；论文作者在投稿的同时，推荐了并不存在的审稿人，而且还署上了假邮。学术不端在中国屡禁不绝，撤稿事件导致中国科技界名声大跌。

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中科院学部把这次研讨会的主题定为“重大学术不端事件的应对机制与管理”。

为什么中国当前的学术不端如此之多？清华大学物理系朱邦芬院士认为，在中国科技界，戴着人才“帽子”的和没戴上“帽子”的人其待遇极为悬殊；对科研人员重复奖励或重奖等都诱使科研人员快出成果，争名争帽子；再加上学术不端行为的风险与“收获”极不相称，“利润”太高，所以才有不少人对学术不端行为趋之若鹜。

对于我国科研诚信的现状，朱邦芬用两个“史无前例”来形容：科研诚信问题涉及面之广、程度之严重史无前例；社会各界对于科研诚信问题的关注史无前例。

高校自主招生时高中生递交的虚假论文；学术界教育界的推荐信、评价意见等普遍由被推荐人起草；教师和研究生中普遍存在的学术成果包装、浮夸和署名不规范；众多人才计划、评奖中的拉关系；中介公司买卖论文已成一个庞大的盈利行业……这一切，令人触目惊心。

“其实，每个国家都存在学术不端行为，然而对中国来说，严重的问题在于严重学术不端的重大典型案例调查不彻底、处理极轻，比如汉芯事件中的陈进和河北科技大学的韩春雨……”朱邦芬显出了一种无可奈何的表情。

研讨会上，许多专家学者都提到了韩春雨事件。大家感到十分奇怪的是：这个生命科学界90%以上的研究人员都认为是造假的学术不端行为，为何就不处理？为何就听任河北科技大学未发现“有主观造假情况”的啼笑皆非的解释？

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的裴钢院士指出，在惩治学术造假上，打一只（影响大的）老虎比打100只苍蝇的效果要明显得多。“欧美以及日韩等国在面对此类突发性重大科技事件方面的做法和经验值得借鉴。2012年，时任匈牙利总统施米特•帕尔因20年前的博士论文抄袭被查实而被迫辞职。2014年，小保方晴子因在论文中存在篡改、捏造等造假问题，被日本理化所开除并被要求退还科研经费、人工费以及验证试验费等。”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监督委员会副主任何鸣鸿建议，在国家层面建立一个详细的调查不端行为的判则和程序要求，比如怎样制定调查核实方案以及遵循哪些规范等等；主管部门或国家层面应有一个专门机构作为第三方，对于学术不端的事件，特别是社会影响大的事件、以及“学术不端行为者”所在单位的调查结论明显存在“质疑”等，都应记入督查档案，独立开展调查或督促所在单位重新核查。

多数与会者都表达了与何鸣鸿相同的意见。李真真说：我们的任务是建立公正、透明的查处程序及规则，构建学术不端行为的治理体系。

中国科技要想迈入世界一流，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