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古老的欧洲大学建立以来，从事学术研究的学者开始从贵族的“门客”的身份中解放出来，并逐渐转变成为“职业化”的研究人员。当历史进程跨入第一、二次“世界大战”之时，学术研究成为国家行为，体现了更强的国家意志。进入20世纪60年代前后，学术研究被赋予了更多的意义，工业界和商业界的介入使得学术研究的社会与经济价值得到了空前的发掘。这种深刻的变化反映了学术发展的必然，也是社会发展之必需。然而，谋取学术研究的经济社会利益也就随之成为学术机构和研究人员追求的目标之一，从而伴生出形形色色的学术失范行为。

　　虽说“学术失范”行为不足为奇，但学术研究的职业化的一个严重的负面效应就是对“学术精神”和“学术传统”的解构。时至今日，“学术”不仅可以换取荣誉和金钱，谋取官位，还可为学术机构带来荣誉和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学术成绩就和学术机构、学者个人的利益形成了复杂、紧密的联系，从构成了对形形色色的“学术失范”行为温床。尤其是其中个人与学术机构在利益上的捆绑过于紧密时，学术机构也将揭露遮蔽“学术失范”的丑闻，因为问题的关联方都意识到此类新闻的媒体效应具有很大的杀伤力。这种“杀伤力”来自公众对“学术研究”、学术机构和学者的“神圣性”和“纯洁性”的高度期盼。

　　当今国内的“学术失范”之风屡禁不止的现象，似乎还另有原因。首先当然是学者对自己的“公共知识分子”身份的自我认知不足，忘却了“公共知识分子”代表的是公共利益，坚守的是民族文化和人类文明中的普适性价值理想。除此之外，媒体本身对“学术研究”的报道也为其罩上了许多不切实际的“光环”，使“学术研究”带上了人为的“神秘感”，而缺少应有的学术精神和严谨性。媒体的这种“广告式”的学术报道，往往连研究领域稍有不同的专家都难以理解，并常常对公众产生误导，但它却为学术机构和个人赢得一些实际的利益。这种做法的一个“隐动力”源自多年来风行的，严重背离学术精神的学术评价、评估和评审体系，其危害性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更具娱乐色彩的是，一些大学自己的“高等教育研究所”也热衷于向媒体发布“大学排行榜”之类的新闻，甚至还煞有介事地“定量”计算出我们的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的距离。更大的问题在于，这种颇具娱乐性的闹剧常常是我们大学自编、自导、自演并得到大学当局和教师的主动、半主动的配合。当这种闹剧在相应的制度保证下被导演出来，它就有一整套繁琐的评价指标、严密的操作程序、定量的计算方法……这种颇像“文革”时期农村中的“大寨式评分”的考核与评估办法，或许对于“治懒”有一定的作用，但这种貌似精确的手段遏制了学术研究的灵魂，制造了大量“学术泡沫”，乃至大量的“恶学术”。在这种不符合科学精神的评估及评价体系下，大学颇有可能沦为“大学排行榜”里的大学，“一流大学”成为“指标化”和“数字里”的“一流大学”。虽然，这样那样的“排行榜”的发布有时颇具热闹的“新闻效应”，但我们必须牢记，大学要“仰望星空”，要思考未来，更需要冷静与宁静。因此，在此类问题上，我们大学及其中的学者不应追逐此种“媒体效应”。

　　令人担忧的是，与这种“大学排行榜”产生相对应的评价、评估方法正在成为一种制度，并演变为一种“学术科举制度”。这种“制度”还将“学术成就”与各种实在利益“定量地”、过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其不仅造成“学术道德”和“学术精神”的消解，创造力的贫乏，而且还催生了诸多没有真正学问的“学霸”和“官僚化的学者”。因此，废除那些不符合科学精神和学术传统的学术评估和评价制度，或许可以对净化“学术空气”起到重要的作用。我们复旦大学正在着力开展这项工作。

　　与之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诸多大学为了抬高自身的学术声誉，也为在一些评估的“数字”里有更好的表现，聘用了一些“学术大腕”来为之撑撑“门面”。有时这种“门面”还确实能为聘用单位谋得一些实际利益，但此举却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国家资源的配置。一些受聘者也为了自己个人的利益，不顾自己的时间与精力而多处兼职。这种“不良兼职”现象的发生或多或少也是受到了评价、评估和评审体系的影响，到头来往往给受聘者和聘用单位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毒化了“学术空气”。因此，杜绝那些有名无实、徒有其表的“双聘”和“兼聘”，或许对遏制“学术失范”现象的发生也能起到积极的作用。

　　总之，作为学术机构和其中的学者，对学术、学术精神和学术传统的坚守是头等重要的。只有在“坚守”的基础上改革不良的学术制度，消除在学术、个人和学术机构在世俗利益链条上附加的“增强链”，才能在最大限度上避免各类“学术失范”行为的发生。因此，所有的学术机构、学术管理机构、学者，包括媒体，都应为此努力。

　　(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在教育部加强高等学校学风建设座谈会上的发言，转载自《中国教育报》2009年3月16日第1版)